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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叛乱的手法相当业余，虽然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上演的一出戏颇为滑稽，可是11月9日当晚在慕尼黑发生的事情却不可等闲视之。

  从某种角度说，它是10年之后，当希特勒被任命为帝国总理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演。因为在这几个小时里冲锋队自以为有了警察的特权，他们立刻展开了对政敌和慕尼黑犹太市民的恐怖行动。

  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大会刚一结束，“希特勒特攻队”的成员，就冲到了社会（SPD）办的报纸，《慕尼黑邮报》的报社大楼，在这里大肆搞破坏。午夜刚过，他们冲进社会政治家和报社主编，埃尔哈德·奥尔家中逮捕他。

  家里只有奥尔的妻子和女婿，这些人没抓到奥尔，就把他俩带走了，关在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的一个房间里。慕尼黑德国犹太公民协会的主席，已经坐在那里了，路德维希·瓦塞尔曼博士，离开大厅时被认了出来，当即被逮捕。

  整个夜里，冲锋队的小分队四处随意抓捕犹太人，把他们当成人质拘捕起来。一些著名的犹太家庭已匆忙地逃离慕尼黑或者躲藏起来。11月9日上午，“高地联盟”的成员来到被看作有钱的“东部犹太人”的聚集区，伯根豪森城区，按照地址簿和门牌无选择地逮捕犹太人。他们也把被逮捕的人送到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关起来，那里还关着“希特勒特攻队”早晨在议会逮捕的八个左翼市议员。

  英国驻慕尼黑总领事罗伯特·克里夫，在11月11日报告说：“鉴于发生了此类事情，我们不得已预计，一旦希特勒掌握权力，我认为他会立刻下达当晚围捕犹太人的命令。”确实，政变的迅速失败才防止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因为当国家社会主义者、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推事，特奥多尔·冯·德·普福德腾男爵，11月9日在统帅堂前被枪杀之后，人们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了一份，将在政变成功后实施的宪法草案。

  它特别规定，把“所有危害安全的人和无用的饭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关到集合营里”。如果有人为了不被“带走”而“试图逃跑”，可以就地枪决，那些“发战争财的和想让财产不被没收的犹太人”也一样论处。

  根据汉夫施丹格尔的回忆，希特勒本人在1923年初夏，“非常钦佩”和“陶醉”地把罗马的独裁官，苏拉和他的“流放名单、没收和处决，视为战后德国必不可少的，清洗布尔什维克脓疮时的榜样”，后来他在受审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意图：这次政变“将是德国有史以来、自新布兰登堡国家建立以来，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变革”。

  清晨时叛乱者们最终明白，他们没办法再指望三巨头了。每个新的消息都清楚地表明，国防军和邦警察都在叛乱。经历了昨晚的亢奋之后，比格尔布劳凯勒啤酒馆里的人，逐渐清醒过来。希特勒的情绪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摇摆。

  一方面，他昨夜还委派高特弗里德·费德尔，颁布没收银行的法令，另一方面，他似乎又显出听天由命的样子。“此事若成，万事大吉；此事不成，我们全体上吊。”他们讨论了几个小时接下来该如何办。

  最后克里贝尔建议他们，向国社党的重镇罗森海姆，有秩序地撤退，可是鲁登道夫表示反对，“这场民族运动不能最终落到与街头垃圾为伍”。相反的，他提议去市中心进行。

  现在希特勒看上去已经黔驴技穷了，将军说话更有分量，他用一个命令结束了所有的争议：“我们进军！”他们只能怀着模糊的希望，希望能够通过赢得老百姓的支持，没准还能扭转局势。

  中午时队伍排列好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希特勒、鲁登道夫、朔伊布纳·里希特、“高地联盟”的韦伯、希特勒的护卫格拉夫和戈林，后面跟着2000名战斗联盟成员，还有前自由军团的领导人，格尔哈德·罗斯巴赫，率领的倒戈投向叛乱者的步兵学校士官生们。

  在路德维希大桥前，他们被警方的警戒线拦住去路，但他们顺利地跨越了警戒线。接下去经过伊萨门和塔尔来到马丽恩广场，几千名爱看热闹的人已经聚集在此地，他们向者欢呼着。“热情之高闻所未闻”，后来希特勒说，“在过程中我告诉自己，人民支持我们。”

  可另一方面者们也不可能看不见，许多新政府的宣传公告被撕掉了，或者被卡尔的反宣传公告覆盖了。队伍在《噢，崇高荣耀的德意志》的歌声中，行进在雷希丹茨大街。快要抵达统帅堂边的奥德翁广场时，他们遇到了邦警察设立的第二道警戒线。

  在这里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然后开了第一枪——人们始终没弄清它是从哪个方向发出来的——接下去是30秒的激烈交火。最后十四个叛乱者和四个警察倒在地上死去。

  朔伊布纳·里希特是第一批死者之一，他倒下时把和他挽着手臂的希特勒拽倒在地，造成后者手臂脱臼。戈林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臀部，受了重伤。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本能地卧倒在地，然后疯狂地向后四散逃跑，鲁登道夫却身板笔直地穿过警戒线，在奥德翁广场毫无抵抗地被逮捕。

  在一片混乱之中，希特勒吃力地站起来，拖着脚步转进旁边的小巷子里，冲锋队的医疗组组长，瓦尔特·舒尔茨医生发现了他，把他拖进早就停候在那里的轿车里。轿车向慕尼黑南部飞驰。快到斯塔夫湖畔的乌芬时，车子抛了锚。希特勒和医生以及陪同的卫生员，步行走到了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度假别墅。

  “7点刚过”，海伦娜·汉夫施丹格尔回忆说“女仆走上来说外面有人轻轻敲门。我走到楼下，大吃一惊地听到，我绝不会听错的希特勒的虚弱声音。我立刻开了门，他站在那里，脸色惨白，头上没戴帽子，脸和衣服都弄脏了，他的左臂以一个奇怪的角度垂在肩膀下。两个男人，一个年轻的医生和一个卫生员，正搀扶着他。”

  好几个小时没合过眼的逃亡者惊魂未定。他痛悼着鲁登道夫的死，和扑在长官的身上保护他而死的，乌尔里希·格拉夫——实际上其中一位根本没受伤，另一位也只是受了重伤。

  脱臼的手臂让希特勒感到剧痛，第二天医生才成功把它复位。由于手臂吊着绷带，希特勒没法再穿外衣，海伦娜·汉夫施丹格尔给了他一件丈夫的蓝色睡衣。“病人微微一笑说，他感觉自己像个古罗马统治者。”

  11月11日下午，希特勒慢慢的变不安了。他派卫生员去慕尼黑的贝希施坦恩夫妇家，向他们借一辆车，准备逃亡到奥利地边境。但是车子没再次出现，希特勒知道，他的藏身之处可能没法再保密了。

  5点钟后电话铃响了，住在附近的汉夫施丹格尔的母亲急匆匆地报告说，警察正在搜查她的家。“现在一切都完了！”海伦娜·汉夫施丹格尔回忆，希特勒喊着，快速地去摸他放在柜子上的手枪。

  她当机立断地夺下手枪，把它塞到一个面粉罐里。“然后我取出纸和笔，我请他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给最亲密的同事们留下一些指令——每人一张纸就够了。”希特勒很顺从地口授了命令。

  不久之后车子开到了。警察包围了房子。警督鲁道夫·贝勒维勒，是鲁道夫·赫斯的熟人，做了自我介绍之后，他很客气地要求搜查屋子，“希特勒站在房间里，穿着白睡衣，胳膊上吊着绷带……”警察局的报告中说。

  “希特勒心不在焉地瞪视着他，当贝勒维勒警督宣布是来逮捕他时，希特勒伸出双手，说自己听凭处置。”当天这位国社党主席，被押送到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要塞监狱。他住进了7号牢房，而房间原来的房客——刺杀艾斯纳的阿尔科伯爵，不得不为新来的名人腾房间。

  身负重伤的戈林在一家慕尼黑的私人诊所接受专业的治疗，后来在试图越境逃往奥地利时，先是被逮捕，后来因为加尔米施看守的疏忽，他趁机又逃出来，逃到了因斯布鲁克。

  跟随其后逃往奥地利的还有一连串的叛乱者，比如赫尔曼·埃塞尔和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鲁道夫·赫斯起先躲在父辈的一个朋友卡尔·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家里，后来也逃往奥地利，住在一位亲戚家里。1924年5月希特勒被判刑后，他向巴伐利亚官方投案自首。高特弗里德·费德尔也同样毫发无伤，1923年11月底到1924年1月初他住在捷克的朋友家里。

  和叛乱分子合谋的珀尔纳和弗里克，在11月8日到9日的夜间被警方逮捕。军区司令部投降之后，罗姆在11月9日下午被拘押。鲁登道夫主动自首，在他用名誉做出保证之后又被释放。

  政变刚被，慕尼黑立即民声鼎沸。尤其所谓“上流社会”的人，对国防军和警察抱着敌视的态度。“当我们沿着玛克西米利安大街列队前进时，”邦警察局的一位警监报告说，“人们唾骂我们‘呸！犹太人的保护人！祖国的叛徒！……嗜血的野兽……希特勒万岁……打倒卡尔’等等。当我们走过奥德翁广场时，行人们高声怒吼，吹着口哨，狂呼乱叫，挥舞着拳头威胁我们。”

  随后几天在慕尼黑和其他巴伐利亚的城市，也不断出现反对卡尔、洛索夫和塞瑟尔“叛国集团”的群众集会。“很明显群众的感情都在希特勒一边。”英国总领事向伦敦汇报。尤其是学生们，他们对希特勒及其同谋者们抱有广泛的同情。

  11月12日，在慕尼黑大学举办的大会上，演讲者的话一再被学生们“希特勒万岁！打倒卡尔！”的呼喊声打断。散会前，当校长要求学生们唱国歌时，学生们唱起了埃尔哈特旅战歌《钢盔上的卐字》。

  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和费迪南·佐伯布鲁赫医生，在社团中极尽所能——如他书中写的——“让学生们恢复理智”。逐渐的，人们的情绪平稳下来。全国的总体发展形态趋势也起了作用。“地租马克”的发行遏制住了恶性通货膨胀，这对经济复苏是个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