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增长和贸易平衡主要是为实现各国资源的合理分配。对外贸易可推动经济稳步的增长，其可提升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交流，达到良好的贸易效果。国际贸易可对国内贸易起带动作用，实现国民经济增长，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劳动和物质资源浪费，提高国际竞争力。
纵观世界贸易整体，无不平衡问题。将其细化到国与国之间或者地区与地区之间，却很难实现贸易平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平衡是相对的，而不平衡是绝对的。贸易平衡影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各国的贸易政策和规则各有不同，主要立足于本国经济利益，通过鼓励或限制等方法，来控制本国对外贸易。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度提升，一国贸易政策的改变，很容易影响别国利益。可构建贸易政策国际协调机制，用以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更加科学、合理，使国际贸易更加透明、公平、自由等。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存在贸易保护，全球贸易限制措施也不够稳定。各国既有贸易诉求，又采取本土保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生存和竞争空间。无论是贸易开放，还是贸易保护，都会影响贸易平衡。
贫富差距大是最主要的贸易失衡问题。各国贸易利益获取受竞争力影响。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极具竞争力。其中，尤以服务贸易最为典型。相关调查表明，全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经占据世界货物贸易额的一半之多。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对国家的利益格局和贸易获利能力做全面分析，对它们的平衡关系具备明确的认知，从根本上对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进行相对有效控制。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逐渐重要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总量、贸易份额和技术交易总量中的占比分别是40%、70%、80%。跨国企业内部贸易慢慢的变大。跨国公司日常运营中，通过公司内贸易，不仅仅可以实现公司发展战略协调，而且使生产经营成本更稳定，各交易费用也逐渐降低。进入跨国企业内部贸易网络，可获取稳定的国际市场，但很难实现内部贸易和利润转移监控，贸易平衡及相关利益得不到保障。跨国公司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极为明显。
国际贸易能够扩大市场，使各国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稳步的增长。近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虽不断的提高，但仍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新型经济环境下，要对贸易增长与贸易平衡问题具备清晰的认识，实现对外贸易稳定增长。
我国以制造业为主，其在对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在90%以上。但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上的含金量较低，没有掌握核心技术。主要依托于规模和数量实现对外贸易扩张，很容易出现数量过多或价格过低的情况，遭受反倾销。该种增长方式不具备持续性。当前，世界市场已经面临饱和，无法保障产品质量和效益。因此，要向注重贸易结构调整，促进产品的快速升级和发展。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合理调整国家及区域贸易，有效缓解贸易失衡问题。针对部门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可采取分流、减压措施。调整外资结构，实现贸易平衡。
首先，进口生产资料性产品。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面临着能源、资源和技术等问题，要充分的发挥国际优势。可尝试进口先进设备，使我国技术装备水准不断提高。并将绿色环保理念应用到日常生产过程中。其次，开拓国内市场，进口生活消费品。生活消费品进口，既能够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也能够提高国内市场竞争力，增强企业的创新意识，逐步的提升本国产品的质量和档次等，以争取广阔的国际市场竞争空间。
首先，丰富外汇储备。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有效应对外部经济危机。我国的人民币尚不属于国际货币，因而，需要增加外汇储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助力。其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经济发展。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对人民币国际结算进行尝试。该过程中，需要考量金融风险。与此同时，也要逐步的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外部支撑。政府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更具话语权。
国际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加强对贸易增长和贸易平衡问题的解剖和重视，在贸易平衡背景下追求贸易增长，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2]李铁立.贸易增长与转型升级的平衡点――以广东为视角[J].探索与争鸣，2013.
正确认识和处理进出口贸易失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人民币升值及各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与措施的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加工贸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市场急剧萎缩，很多企业不敢接单或无单可接，为了缓解出口压力，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如何处理内销与外销的关系，本文提出笔者的思考。
一国长期的贸易顺差，必然会遭受他国的贸易报复。从一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来看，贸易平衡应该是长期发展的趋势，也是最好的选择。那么，我国目前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只有认清这个问题，才能尽量减少顺差，规避他国的报复行为，减少贸易摩擦，使我国进出口贸易趋于平衡、健康发展。
引起我国贸易顺差的原因很多，我们主要从贸易方式的角度出发，通过对2005--2009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找出其中的原因(见表-1)。
从表-1数据可知，2005—200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延续长期贸易顺差的态势，且贸易顺差的额度都较大。其中，一般贸易成为进出口贸易顺差的来源之一(2009年除外)，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加工贸易的贸易顺差呈递增态势。
按照通常的理解，既然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而非一般贸易，作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应该大于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从表-2数据可知，2005--2007年，加工贸易确实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但2008--2009年一般贸易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2009年，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一般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到2009年，一般贸易进出口总值在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占比为48.2％，加工贸易占比为41.2％。
从直接数据来看，这种进出口主要贸易方式的转变和贸易顺差的来源是相悖的。因为，一方面，贸易顺差一直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且呈递增态势；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确呈递减态势。这种相反的变动趋势告诉我们，虽然加工贸易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为了减少贸易摩擦，促使贸易趋于平衡，我们需要重点调整的是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因此，处理好加工贸易的进口与出口，适当地将加工贸易外销的部分份额转向国内市场，减少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减少贸易顺差，实现长期贸易平衡的关键。否则，虽然人民币存在升值的预期，但我国进出口贸易顺差依旧，会招致更多的贸易摩擦。
既然加工贸易顺差是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来源，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加工贸易的大量顺差，为什么一般贸易不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最主要原因?只有认清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贸易顺差，促进贸易平衡。
对加工贸易内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是把加工贸易理解为国际生产分工的一种实现形式，主要反映的是全球生产分工协作关系；另一种理解为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国家对进口料件加工采取海关保税监管的贸易方式，是政府部门操作层面上的保税监管加工贸易。本文所称加工贸易为第二种解释，加工贸易俗称“两头在外”贸易，即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材料、辅助材料等全部或部分从境外进口，在境内加工装配后，成品销往境外的贸易。
从海关监管层面上看，加工贸易主要表现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工贸易又称为保税加工，加工贸易货物通常称为加工贸易保税货物。但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又不完全等同于加工贸易货物，加工贸易货物只有经过海关批准备案才能保税进口，经海关批准准予保税进口的加工贸易货物才是保税加工货物。也就是说，加工贸易合同项下所进口的货物不全是保税的，只有海关批准才给予保税待遇。由于海关给予暂时免纳关税的待遇，减轻了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导致大量外资涌入，加工贸易企业数量增多，加工贸易规模逐年增大，加工贸易呈现顺差。
加工贸易顺差的直接表现：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从表-3数据可知，2005--2009年间，每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都大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且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速明显快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增速。
我们可以从加工贸易的实质角度加以解释。传统加工贸易是一种典型的“两头在外”的贸易，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料件，在境内保税加工后返销境外。由于在境内加工生产，加工生产过程必然凝聚了物化劳动，导致加工成品出口价格必然高于加工料件进口价格。另外，加工贸易进口料件递增，导致加工贸易进口总值增加，进口总值增加又必然造成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增加。于是，规模的扩大和成品价格高于料件价格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近几年，我国政府出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思考，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目的在于“限制”和“发展”。“限制”主要体现在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通过加工贸易商品和企业分类管理来实现，限制“两高一资”产品、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生产：“发展”主要通过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引导加工贸易健康有序发展。
1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加工贸易在我国的发展壮大之根源在于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人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相对于周边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丧失，以工资来衡量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产业的生产成本不断升高，出口成本优势降低，在整个加工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比如鞋业、玩具业等。从近几年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来看，政策倾向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两高一资”产业转向高附加、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强科技研发与创新，政府也出台了对于高新技术加工贸易的鼓励措施。在政策
调整的影响下，加工贸易进口的料件主要为资源性商品和初级产品，附加值低，出口的则主要表现为工业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附加值高于加工贸易进口产品附加值，于是造成加工贸易顺差。
2产业链条延伸因素。对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比喻现在已不那么合适，传统的“两头在外”要么出口创汇少、生产工艺简单，要么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来料加工，在只赚取加工劳务费的同时，反而招致大量的贸易摩擦。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本土企业参与较少，但加工贸易本土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本土加工贸易企业正逐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能力和产业的配套能力，加工贸易产业链条逐步延伸。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进”的方式，在国内采购料件的比重逐渐增大，延长了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带动了上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改变了过去那种“大出”的方式，向深加工、精加工延伸，允许企业开展外发加工、深加工结转，在外发加工税收优惠上给予支持。通过这种“大进大出”的转变，带动了整个加工贸易产业链条，使整个产业逐步形成积聚效应。这些举措，增加了国产料件的加工投人，减少了进口料件的数量，降低了加工贸易进口总值，提高了加工贸易产品出口的附加值，增加了加工贸易出口总值。
从2005年7月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升值态势，这种趋势将持续。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初级产品成本降低，导致进口数量增加。而这些初级产品以料件的形式用于加工生产，转化为成品出口，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过多影响成品出口，因为进口的料件作为贸易性投人品投入加工生产，人民币升值已经自动反映在成品的生产成本上。但是，投入生产的国产原料由于人民币升值，以美元表示的成品出口成本增加，价格上升。因此，人民币升值使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人民币升值还有利于我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扩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贸易性产品的出口，也导致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大于进口总值。
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加工贸易政策调整，适当增加加工贸易进口，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才能有助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实现贸易平衡发展。由于加工贸易进口总值长期大规模小于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因此，我们把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的研究重点放在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上。
通过加工贸易禁止类、限制类商品目录的调整，一方面，将以往部分允许类商品纳入限制类商品目录管理，将以往部分限制类商品纳入禁止类商品目录管理。通过该目录的调整，将那些大量出口，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又属于国家禁止、限制发展的产业纳入该目录之中，从而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目录调整，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开展高科技含量的加工贸易产业发展，将附加值较高的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对象。这样，通过增加加工贸易进口总值的方式，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出口退税制度是为鼓励出口创汇、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而产生的，在加工贸易顺差的情况下，对加工出口产品从国内采购的料件给予退税，会影响出口产品的价格。因此，应适时调整出口退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的商品范围和退税比例。
通过台账的“实转”、“半实转”、“空转”、“不转”，结合区域差别待遇、企业类别差别待遇，对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调整，可以灵活地控制加工贸易企业交纳的税款保证金，增加或减轻加工贸易企业的资金压力，从而调整加工贸易的进口和出口。
现行加工贸易政策是建立在“超国民”待遇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是改革开放增加外汇储备的产物，优惠政策导致加工贸易的迅速扩张，导致加工贸易顺差的规模逐渐增大。在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应适时调整部分加工贸易优惠措施，真正体现“国民”待遇，减少加工贸易顺差。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阶段保护论告诉我们，当一国产业处于发展初期且具有发展潜力时，政府应当予以保护，当该产业发展壮大并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产业竞争力或达到一定保护期限时，政府就应当减少或放弃对该产业的保护。借用阶段保护论的观点，我国应该将加工贸易作为一种阶段性的贸易形式，在当前加工贸易长期顺差的情况下，出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目的，对那些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应该结束或减少对其让利幅度；对那些依然需要政策呵护发展的加工贸易产业继续实施保护，以提高加工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加工贸易向贸易平衡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就是应当逐步建立健全加工贸易的产业退出机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从而在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同时，促进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实质是基于一定时期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加工贸易产业的不同特点和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区别地采取不同优惠政策，直至取消优惠，引导加丁贸易的转型升级，适时将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的行为机制。
1建立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实施机制。现行国家的政策虽然作了相应的规定，将加工贸易产业(商品)进行分类管理，结合商品的税目进行细分，适时动态调整相关目录，明确哪些是鼓励发展的产业，哪些是限制发展的产业，哪些是禁止发展的产业。但相关政策调整后，企业往往不能第一时间知道该政策，有时对相关政策理解也存在着偏差，这就要求政策调整应配套相应的调整实施机制，明确谁通知、谁解释、谁服务，让企业能第一时间掌握政策发展方向，调整企业生产。
2建立加工贸易产业评价体系。除了对加工贸易产业进行细分评价外，还要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加工贸易能力与水平进行评价，对我国外贸政策和外贸环境进行评价。运用该评价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后，找出该加工贸易产业退出的“临界点”，当达到并超过该“临界点”时，表示该产业已经具备足够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转为一般贸易。
3参照国际惯例，可以给予加工贸易产业一定的“过渡期”。当该产业达到“临界点”后，给相应企业预留一定的时间，让企业考虑如何将该产业与企业自身发展、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相结合，给企业技术创新或产业转型提供足够的时间，顺利实现产业退出。在建立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基础上，我们还 要考虑，加工贸易产业退出机制的建立与减少加工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建立相关模型，以期对相关加工贸易产业的退出提供实践经验。
为了缓解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压力，将部分出口转向国内市场。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将造成加工贸易顺差的原部分出口商品转为内销，并给予税收优惠，调低加工贸易货物内销缓税利息率，鼓励企业逐步建立国内营销和物流体系，创立自己的品牌，从而达到减少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目的，在加工贸易进口总值不变或正常波动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
具体而言，政府要将加工贸易出口转内销作为政策大力宣传，改变企业长期固有的“外销”思维；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简化内销手续，商务主管部门、海关、税务、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积极探索，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建立加工贸易企业扩大内销奖励机制，对创立内销品牌按规定给予奖励；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加工贸易企业内销收款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加工贸易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帮助加工贸易企业利用现有资源，研究国内消费市场的特点，打造企业内销的核心竞争力。
通过出口转内销，将外销的一部分转到国内市场，满足国内需求，是一种最直接的减少加工贸易顺差的方法。因此，我们认为，应将加工贸易外销和内销都作为加工贸易政策的导向。为应对加工贸易失衡，可以建立一种弹性调节机制，在加工贸易顺差时，在政策上适当倾斜于内销，适当增大内销优惠，增加内销数量和比例；当加工贸易逆差时，在政策上适当倾向于外销，减少内销优惠政策和比例。通过这种内外销政策的弹性调整，使加工贸易内外销协调发展，加工贸易趋于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将加工贸易内销作为一种政策导向，需要针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不同市场特点、不同消费群体，有区别地加以对待。内销与外销的产品结构存在一定差异，外销产品内销要考虑产品结构、国内营销渠道、自主品牌建设、售后服务和研发，这些对于长期关注国外市场的加工贸易企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1]何力，用海关监管的转型升级适应和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j]商务周刊，2006,(13)：68
[3]金志刚，论加工贸易的“产业毕业制度”[j]对外经贸实务,2009,(6)：23-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尤其是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外贸易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中美经贸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现象，主要表现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问题。本文研究发现，当前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产品内贸易网络所造成的，其只不过是东亚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向中国的转移，并且除东亚地区外，美国在这一贸易网络中实际上扮演了金字塔尖的角色。
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美国最大货物贸易赤字来源国，从这一角度看中美之间确实存在较大规模的不平衡。由于中国自身经济规模较大，仅看绝对规模对中国而言是不公平的，可以用不平衡规模占GDP的比例来客观衡量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程度。2011年中美贸易顺差占中国GDP的比例大约为2.8%，而同期美国第三大贸易逆差来源国墨西哥这一比例为5.6%，是中国这一比例的两倍，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相对规模并不大（详见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逐渐从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品服装类别转向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据美方统计，2005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180亿美元，其中纺织品服装顺差379亿美元（17%），机电产品顺差962亿美元（44%），家居用品顺差196亿美元（9%），玩具顺差207亿美元（9%）。所以机电产品出口在对美贸易顺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外资企业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根据《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的数据，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和顺差的主要来源。该报告指出，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831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8%；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进出口顺差额为56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顺差的56%。而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为3172亿美元，所占比例高达71%；高新技术产品为1920亿美元，占比43%；两者占全国相应产品出口金额的比例分别高达74%和88%。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就是来自机电产品部门特别是高科技产品部门，以上数据正好与中美贸易不平衡吻合，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主要源自外商对华FDI。
中国参与产品内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贸易。在加工贸易方式下，加工贸易企业从境外进口零部件，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组装成制成品，然后再返销境外。例如，虽然中国在机电产品制成品方面存在高额顺差，但中国在零部件贸易上同时也存在高额逆差。如表2所示，1995年中国零部件贸易逆差86.7亿美元，2000年逆差增加至235亿美元，2005年则剧增至641亿美元，10年零部件贸易逆差增长了约7倍。
如果国内加工贸易企业主要从美国进口零部件组装成制成品再返销美国的话，那么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就会大大缩小。但事实上，国内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主要是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成品后返销美国。2005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均存在巨额零部件贸易逆差，其中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四地的零部件贸易逆差共达971亿美元。在这种三角贸易模式下，必然会放大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也相当于把过去属于东亚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至了中国。根据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计算，2000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中19%来自中国，32%来自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2010年虽然中国所占比例上升至了43%，但同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则下降到了13%，即这10年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所占比例未曾发生较大变化，维持在50%多一点的水平（USCBS，2011）。这一事实证明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增加仅仅只是因为东亚地区产品内分工网络的形成导致了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贸易不平衡向中国转移。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是中国吸收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比如在2005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仍然集中于亚洲十国及地区，欧盟对华直接投资没有明显的增加，美国对华投资甚至出现了大幅下降（同比减少16.96%）。亚洲十国和地区（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澳门、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对华实际投资金额为458.66亿美元，占比63%；而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投资总额达444.94亿美元，占比61%，其中仅中国香港一地便达到了239.65亿美元，占比高达33%（《2006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
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FDI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加工贸易，即从境外进口零部件，利用中国大陆廉价的劳动力，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出口平台向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FDI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根据 Yuqing Xing 和 Neal Detert （2010）的估计，扣除掉美国公司提供的零部件，2009年仅苹果iPhone手机就造成了10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顺差，虽然苹果手机在中国创造的增加值仅占3.6%。
美国在华FDI主要不是以出口为导向，而是以本地销售为主，贸易替代效应比较突出，这一点与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华投资存在很大不同，后者是以出口为导向，贸易促进效应较大。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2005年美国持多数股权的美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实现销售收入776亿美元，其中返销美国72亿美元（占比9%），本地销售527亿美元（68%），向第三地销售177亿美元（23%）。与此对照的是，美国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存在大量贸易顺差，而美资占多数股权的企业在这两地的本地销售比率分别只有45%和35%，远低于中国大陆的68%。因此，美国通过对华投资取代了对华出口，所以美国FDI对出口的替代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将中美贸易不平衡归因于东亚地区对华FDI所形成的东亚产品内生产贸易网络，而忽视了美国在东亚产品内贸易生产网络中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在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美国在背后起重要作用。
在新加坡出口商品中，电子产品占据绝大部分比例，电子产品中又以零部件为主，制成品出口比例很小。例如2005年新加坡电子产品出口1741.58亿美元，占机械与设备产品出口的77.4%。在电子产品出口中，零部件产品（集成电路、个人电脑部件、磁盘驱动器、磁盘驱动器、二极管和晶体管以及集成电路部件）所占比例为76.5%，制成品（通讯产品、消费电子产品及个人电脑）比例仅为16.1%。
推动新加坡电子产品零部件出口的是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根据新加坡统计年鉴，2011年新加坡获得的投资承诺金额为137.34亿美元，其中制造业112.74亿美元，占比82%。在制造业中，投向计算机、电子及光学产品的金额为74.24亿美元，占整个制造业的66%。就投资承诺来源而言，本地投资承诺金额为18.75亿美元（占比13.7%），海外投资承诺为118.59亿美元（占比86.3%）。而在海外投资承诺中，美国位居第一，2011年美国的投资承诺金额为50.47亿美元，占全部海外投资承诺近50%的比例。
所以在中国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零部件中，很大一部分是原产自美国且在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过进一步深加工的，或者是由在东亚地区的美资企业生产并出口的。即中国向世界特别是美国出口的机电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中隐含了很多美国成分，而这一部分并未计算到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反而算作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从贸易平衡的角度看，这样就双重放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知，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电产品制成品，但生产机电产品所需的零部件则主要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而从东亚国家和地区进口的零部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美国企业生产的，所以当前的贸易统计数字所反映的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是扭曲的，如果考虑到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含有大量进口成分特别是美国成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可以大大降低。Johnson和Noguera（2012）以增加值为基础对2004年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进行了重新测算，发现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可以减少30%-40%。
长期以来，国内企业一直处于产业价值链的末端，即组装环节。以半导体晶圆的价值链为例，首先是美国集成设备制造商在美国加州完成半导体的设计，然后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前端制造，之后出口至东亚国家和地区完成后端测试、组装和包装，最后在中国将其装配进各种电子产品。在整个环节中，中国获利是最低的，而美国则获得了大部分利润（如苹果公司2011年人均利润达到了40万美元）。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简单的加工组装环节中国可能不再拥有优势，中国制造企业只有不断地向价值链上游推进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
在产品内贸易时代，中间产品和FDI 以网络状进行跨国流动，因此在现有统计体系下单纯地谈论双边贸易平衡已经失去意义，进出口商品中往往包含双方要素投入。因此需要建立以所有权和增加值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统计体系，这样才能真实反映各国贸易平衡和贸易所得。
据《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中国在2011年的对外贸易额自从2002年增长21.8%，2003年增长37.1%之后，迎来又一历史新高，增长了35.7%，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11548亿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从2003年的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但是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1)问题却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 对外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包括其自身的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与其相关主体在贸易中产生的不平衡，也包括对外贸易与对外贸易发展也即外贸依存度大小的不平衡。 一、 贸易依存度与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1、 我国外贸依存度的现状： 我国今年的外汇储备达到7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自然来自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大量顺差贸易。由此，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已初露端倪。大量顺差贸易自然引发高发性贸易磨擦。进口影响供给，出口影响需求。需求扩张引发贸易磨擦。 这里引入外贸依存度这个概念。外贸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它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反映一国与国际市场联系程度的标尺。世界各国的平均外贸依存度由1970年的27.9%到1990年升到36.7%，2000年又升到41.7%，直到2003年也才接近45%。而对比我们国家的情况：1970年5.0%，到1990年一跃升为29.8%，2000年又创历史新高43.8%，2011年已达70%。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较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增长过快，而且已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对比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末至20%以下，基本上维持在3个百分点变化范围内。而且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趋势，越是经济发达的大国，外贸依存度变动范围越小。 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仅会对我们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造成冲击，而且在目前经济过热的条件下，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 出口依存度结构来看，我国轻工业和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依赖国际市场，不仅容易引发贸易磨擦，增加就业压力，而且严重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不仅减弱了出口结构升级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且使我国贸易福利水平降低。 2.造成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速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国的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较大，且以制造业为主。第二，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发展程度较低，而且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单从国内GDP角度来讲，美国的第三业占GDP的比重超过75%，而我国的仅为33%左右。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当GDP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而对外贸易增速越快则外贸依存度越高。 3.要减小外贸依存度，必须要在对外投资以及扩大内需，扩展国内市场上下功夫。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的对外贸易年均增速在10%左右，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在7%左右来看，外贸依存度过高也不一定就代表着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系数会下降；同样，也不能说明国家的安全系数会上升。关键在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制定正确的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规避外部风险的机制。 二、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增长的不平衡 进出口贸易行业间包括货物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以及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结构的不平衡。当然这其中有地区性的不平衡，也有贸易额方面的不平衡。 广义的进出口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中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所占的比例大小。它是一国进出口贸易处于何种程度的外在表现，即一国国内生产能力的大小。我国在这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存在严重的不均。 1. 货物贸易 2011年，出口贸易中机电产品实现出口贸易额323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3%，占出口总额比重54.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1665亿美元，同比增长50.2%高于出口增幅14.8个百分点，占出口总额比重上升到27.9%。>
进口贸易中原油增长34.8%，成品油进口增长34.1%，煤同比增长73%，铁矿石增长40.5%，棉花增长1.2倍于上年同期，机械设备增长28%，主要作为中间产品的电器及电子产品进口增长36.7%，当然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货物贸易中的一些结构优化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出口初级产品所占比例过高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属于内需拉动型国家。所以能在进口贸易中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市场需求，这也有利于我国在出口贸易中出口占重要地位的劳动密集型相关产品，以达到平衡贸易、缓解贸易压力、避免及减少贸易擦的目的。然而在进口贸易中却要不断考虑到国内市场的消化能力，要注意到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以及对国内一些重要行业的扶持，引进必要技术，重要的是对技术的吸收及利用。中国出口贸易中也要不断得到出口结构的升级，商品结构的优化。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图实现科技兴贸的目的。国内也要不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较高领域中寻找利润。争创有优势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争得一席之地。 2. 服务贸易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从一国境内通过商业现场或自然人现场向消费者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 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总体处于逆差状态。这之中仅有少数的行业如旅游、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处于顺差地位，绝大多数行皆处于逆差地位。 首先，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2011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贸易额占整个对外贸易总额（含货物和服务）的10%，较2003年底下降2个百分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外资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据不完全统计，服务产业利用外资约占全国外资流入总额的1/5左右，由于服务领域总体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影响了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制度的引进。另外，中国大部分服务领域（如电信、运输、金融和保险等）主要以国有成份为主，缺少必要的市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速度，造成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非均衡发展。 其次，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项目和市场过于集中。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和其它商业服务，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32%、29%和17%，合计占服务贸易总收支的78%。目前，中国服务贸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从国内地区发展情况看，上海、北京和广东等地区服务贸易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所占份额极小。服务贸易交易项目和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短期内难以有所突破的格局。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发展的多元化程度不够，导致中国服务贸易抗冲击能力较差，易受国内外形势变化的影响。 再次，高附加值服务产业落后，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足。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较快的项目集中在旅游、运输、转口贸易、经营租赁等劳动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项目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专有权利和特许、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项目，受制度、技术、知识和文化等基础因素的制约，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三、 不同性质企业进出口贸易额的不平衡 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其它性质企业的规模在扩大。 1.外资持续稳定流入对贸易增长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2011年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制造业领域吸收外资的比重仍保持在 70% 的较高水平。2011年全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3386 亿美元，增长40.9%，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57.1%，较上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进口3246 亿美元，增长40%，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57.8%，较上年提高1.6 个百分点。 2.国有企业出口摆脱了近年来相对低迷的局面，实现了22% 的较快增长，增幅同比提高了19.3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6.6%，同比提高了13.9个百分点。集体私营企业出口增长59.8%，仍然大大高于总体出口增幅。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34%，略低于出口总体增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达到56.7%，但同比回落了14.5 个百分点。 3.其它性质的企业中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热情进一步高涨。除了全面放开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因素外，今年中国政府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体制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四、针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的建议、措施 要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平衡，首先，应注意对外贸依存度的研究，尽快建立和完善外贸评价体系，同时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全方位、多层面地积极应对和优化解决贸易磨擦，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继续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积极利用外资，并适时的发展对外投资，，特别是在我国贸易增长高耗能的情况下，增加能源、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再次，为解决我国各行业间的贸易增长结构不平衡，必须从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上下功夫，在不断增加数量的同时，质量也应同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结构要更趋优化，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自主产品的出口力度要进一步加大。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服务行业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要注意加快外资的注入，及民营资本的注入，引入有序的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提升服务行业的创新能力，以及对外竞争力，最终要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进口能满足国民经济对能源、资源和技术等的需要。使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达到基本平衡的水平。 最后，也要注意外资企业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的作用。外资企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中。我国在迈向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中不应只集中于这个层面，应在更多的领域中打开，比如中国国内一直处于垄断地位的电信、金融、交通和银行等行业，要注入外资，引入竞争，不仅要在引进外资，更要合理利用外资。所以我国在对外贸易中也要“师以长技以制夷”，对外进行投资。国有企业以及其它性质的企业应建立像外企一样的管理体制及资本运营方式，利用资金、技术及其品牌等，提高加工贸易中间产品的国产化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在充分利用好外部条件，实现优势互补，达到“双赢”或“共赢”。
中美贸易不平衡产生的影响，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如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美元资产储备的损失风险等问题。那么，贸易不平衡对中美两国各有怎样的影响呢？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1990年以来，外来投资者在中国一共汇出了2700亿美元左右的利润；由于使用中国质优价廉的产品，美国过去10年节约了6000亿美元。另外，中国也购买美国的债券，等于把中国贸易顺差所得的外汇存底借给美国投资人使用，而中国只拿到债券的利息。而1998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指出：“在目前美国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强力扩张时期，美国人民应当很容易看到，贸易逆差并不必然会减少生产和就业。”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判断：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对美国带来多少负面影响，或者可以说，中国也没有从中美贸易不平衡中获得多少好处。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有着其存在的客观合理原因。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长期存在呢？
三大要素在支撑着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美元、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没有贸易逆差的后顾之忧；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直接支持了中国的贸易出口。
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贸易逆差对美国而言，不可能产生类似于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所发生的那种金融危机。因为美国政府拥有发钞权，贸易逆差的最坏解决办法不过是付出通货膨胀代价，而且，这种代价是要由国际社会来分担的。因此，美元的特殊地位支持了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
美国参与世界经济的重心（由贸易向投资）的转变，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公司不仅通过贸易进行竞争，而且主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竞争。9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更倾向于通过其海外分支机构销售商品和服务，而非从美国出口到海外市场，逐步从贸易导向战略转向投资导向战略。目前，美国公司约有23000家战略性地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独资或合资海外子公司，其中，大部分美国海外子公司采用“就地生产销售”的战略，即在所在国生产产品并在当地市场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大投资目的国，并成为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劳动力低成本的国际比较优势、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制度等，使中国商品逐渐占领国际市场，具有明显的出口竞争力。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在美国市场上颇具竞争力，使得中美贸易额不断增长。可以说，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直接因素。
在这三大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中美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在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中美两国间的经济交往处于怎样的状态呢？从贸易不平衡可以长期存在的事实，不难发现，这应该是一种基本均衡的状态。原因很简单，如果两国间的经济交往长期不均衡，是难以形成正常的资本循环的，必然会对其中的一国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从中美的经济交往中看不出这种伤害的存在。那么，中美经济关系是如何实现均衡的呢？
中美经济交往的均衡，是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均衡。这是一种以美元为结算支付货币，以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行的，并以美元的循环运动、价值不断实现为特征的均衡。
中美经济往来中的美元运动，是一种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一个美元的循环过程，若以美国为起点，是这样循环的：美元通过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美中贸易逆差流向中国，到达中国后，再经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回寄，重新流回美国，完成一次循环。当中美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时，会带来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增加，美国获得相应的投资资金，会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从而使美元的循环持续进行。
在美元不断往复循环的过程中，推动着中国商品不断地走向美国市场，实现其价值，而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盈利，使美国不断地获得相应的商品购买力，支持着这一运动。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意味着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到达商品的消费目的地。如果单纯观察商品的运动，就会发现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断地运往美国，而且越来越多是中国在生产，美国在消费。那么，这种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
中美贸易不平衡得以长期存在的关键，是美国持续地获得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在这里，有两个主要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美元的支付手段；二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盈利。
美元的特殊地位，使美国占了很大的便宜，尽享贸易逆差的好处。美国可以用本国货币来购买别国的商品和生产资料，而且不存在国际支付危机。因此，对美国而言，若出现贸易逆差（可能会有点担心美元的地位外）是非常有利的。事实上，美国真正担心的是贸易顺差的长期存在。如果出现大量的贸易顺差，美国只能赚到一些自己发行的纸币。而这些贸易顺差得来的纸币，如果不能用于购买别国的商品，对美国货币当局而言，其价值不过是多了一堆废纸而已。因此，美国的利益在于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大，而同时保持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
既然美国可以从美元的特殊地位中获得额外的收益，会对别国造成相应的损失，那么，为什么其他国家还会接受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仍然愿意持有美元呢？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是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盈利，不断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并巩固和加强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得美国和接受投资的东道主国之间，其盈利能力的差距在不断扩大。不难发现，美国通过其海外投资，获得的是资本收益；而接受投资的东道主国家，是在购买美国国债，仅获得国债的利息，而资本的收益率是远高于国债利率的。这样，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多，获得的收益会越多，就会拥有更强的商品购买力。是这种资本运作，使美国不断地拥有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从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
在美国海外子公司盈利的背后，是美国的高新科技在其中支撑。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支持着美国公司占据产品的高端市场，占据着产品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并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技术标准以及对美国技术的严重依赖。典型的例子有很多，如上世纪80年代半导体生产向日本的转移。是美国公司逐渐放弃了半导体产品的生产环节，转向半导体的功能设计和工艺开发，并牢牢掌握着半导体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产品研发。目前，随着电脑业的发展，电脑硬件的生产逐渐从美国向中国转移，如联想收购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等。这种产业转移，并没有使美国公司在电脑行业中的盈利能力下降。因为，美国公司转向软件开发，依然占据着产品生产中附加值最大的环节。还有，从事软件开发要比硬件生产更为有利，因为硬件生产的更新是远远赶不上软件的升级速度的，电脑硬件的更新速度很快，当新一代电脑推出后，上一代电脑就根本上要淘汰了。这样，电脑硬件的生产，始终受制于软件的研发，而且，硬件的生产能力越强，受到的制约就越大。
综上所述，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中，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关系：美国的科技创新、金融资本运作能力，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强大国际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而美国公司的盈利，直接提供了美国对别国商品的购买力，并巩固和加强美元的国际硬通货地位，从而不断地获得贸易逆差的好处。
在美国不断获得贸易逆差好处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流失国家的经济福利。因此，中国需要相应的应对策略，以减少损失，并不断地增加国家的福利。根据美国获益的主要原因，可以寻找到相应的长短期对策。
从短期看，在美元的特殊地位难以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将长期存在的现实面前，首先需要尽量减少和控制外汇存底的损失风险，如将外汇存底分散化，鼓励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等。其次，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避免人民币过快升值。再次，调整鼓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特别是改革出口退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