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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20)，华夏文化促进会传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考古学、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传播、媒介社会学等，发表各类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有《媒介演化论--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研究》《组织再造：媒介社会学的中国视角》以及《华夏传播新探一种跨文化比较视角》等著作。
“以礼治国”“揖让而天下治”体现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文化独特性。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人际交往礼节，作揖是一种典型的非语言交际符号，承载了儒家传统“主敬”“谦让”等文化意涵，是中华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标识。区别于清代的跪拜之礼，揖让之礼内含互恭互敬和礼尚往来的交往观念。但近代以来，受帝制解体及西学东渐的影响，揖礼被污名化并最终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常交往领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重估传统揖礼的现代价值。中华揖礼在文化内涵、卫生、仪态、美感和便于操作方面不逊色于握手礼。在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中，复兴和转化传统揖礼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为一张“中华名片”，揖礼的复兴和推广也可拓展至国际传播领域。“揖让之礼”所呈现的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传播理念和传播实践，值得传承和推广。
做好文化传承工作，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构筑文化自信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的揖让之礼就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之一，含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髓。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人际交往方式，作揖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礼仪与问候方式，可谓历史悠久。《南齐书刘祥传》载：“揖让之礼，行乎尧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实际上，一直到晚清，揖让之礼都是人们日常交往中较为正式和流行的人际礼仪，具有重要的传播功能。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揖让是一种非语言交际方式，也是传统中国人的一种身体语言，在人际交往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符号系统和客体语言，都有与之相应的身势语或近体语、身体特征、触摸行为、副语言空间关系、人造物和环境因素，这一切特征使该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作为一种人际互动的“非语言代码”，作揖十分富有中国特色，很早就被纳入华夏礼制的范畴，发挥着建构和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甚至有“揖让而天下治”的说法。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速以及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揖礼逐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西方传入的“握手礼”。那么，中国传统的作揖礼为何会消失?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表达方式，握手和作揖这两种非语言交际方式有高下之分吗?在握手礼“一统天下”的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并评估传统作揖礼的价值?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给我们重估传统揖礼的价值指明了方向。在笔者看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确实有必要重估传统作揖礼，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中，一定程度上复兴传统揖礼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这种复兴也可以拓展至国际传播领域。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礼”是华夏文明的核心要素。从其文字起源看，“礼”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商朝的甲骨文，发源于古时的祭祀活动。古代中国人非常看重祭祀活动，在祭祀仪式中形成了严格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后来则逐渐演化成了丰富规整的礼仪制度，包括各种礼节。《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古人认为“礼”代表了天地间的秩序，通过“礼”，社会规范得以形成。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文化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标识”。
中国古代的礼仪十分丰富，有“礼仪三千、威仪三千”的说法，“礼”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主要调整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宾礼”为例，其就包括诸侯向天子的朝觐之礼、诸侯之间的聘问之礼，以及士人之间的相见之礼。在这些交往礼仪中，“谦卑”和“礼尚往来”的特点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也构成了中国传统交往礼仪的核心和特色。《礼记曲礼上》说：“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恭敬、撙节、退让，都是中国礼文化的核心表达形式。事实上，中国古代几乎所有形式的“礼”都是围绕“敬”这一核心要义进行的，当然也包括本文所讲的“揖让之礼”。
揖让之礼作为人们交往中的重要礼节，充分体现了中国礼文化“主敬”“谦让”的特征。《说文解字》中“揖，攘也，从手，咠声。一曰手箸匈曰揖”，“攘”即为推，双手置于胸前向前推就叫作揖。而“让”字最早书写为“讓”，古同“攘”，意为谦让。《仪礼聘礼》中有“宾入门皇，升堂让”，郑玄注：“让谓举手平衡也。”《史记项羽本纪》中，樊哙对刘邦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礼记曲礼上》云：“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可见“让”也是古代的一种礼节仪式。
在中国古代，揖让之礼承载的是儒家君子“谦卑”的德行，体现的是儒家的传统美德。即便在“射礼”这种尚武的礼仪中，“揖让”也是必不可少的。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意思是，君子只有在射礼时才会与人争高下，然而虽是争夺，却也必须做到彬彬有礼、恭谨谦让。可见，古人对揖让之礼十分重视，认为这是诚敬之心在行为上的体现，是礼乐文明的重要体现，因而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的说法。通过揖让，尊卑、长幼和亲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既形成了一定的等级秩序，又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
有学者认为，揖礼和磕头、鞠躬一样，都源于中国古代对天地、神灵、祖宗的一种祭祀礼仪鞠祭。作揖时双手相抱(或双拳相靠)表示行礼者把自己象征为“牺牲”敬献给对方，供对方役使或献祭之意。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揖让”常见有三种含义：一为古代宾主相见时的礼节，二有让贤、逊让的含义，三指礼乐文德。揖让之礼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据文献记载，周公“制礼作乐”中已包含作揖礼。因此可以肯定，最迟在周代，“作揖”这种相见礼就已开始盛行。古时行作揖礼非常讲究，往往要依照行礼双方的身份和等级行礼，这就是“礼别异”最明显的表现。
作为一种手部非语言传播方式，揖礼主要是通过身体的动作和姿态来表达礼敬，具体表现为手部的动作和躯干的倾向。《新华大字典》对“揖礼”的释义为：“揖：一种旧时的行礼方式，拱手抱拳，以示尊敬。揖的本义指攘也，即拱手推至远胸。又一说手著，即拱手引附胸前，就是旧时表敬意的拱手礼。”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揖礼的名称和身体表达姿势有所不同。广义而言，先秦时期的揖礼、唐宋时期的叉手礼、明清时期的拱手礼及清代流行的抱拳手势都可以称为揖礼。
作揖礼在古代有很多的类型，古人分得很细。如《周礼》中记载了三种揖礼的形式：“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古揖礼根据对象的不同，推手时有高、平、下之别。郑玄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时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举之也。”也就是说，长辈或上级用于还礼时行“土揖”，也称“下揖”，拱手后微微往下推手。而同辈之间日常见面行“时揖”，也叫“平揖”，举手平臂向前推即可。若是在正式场合向尊长行礼，则需用“天揖”，即“上揖”，拱手时向上高举与眉齐平再行礼。
除此之外，古代君臣之间行作揖礼时还要分官职等级，《周礼夏官司士》中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郑玄注疏：“特揖，一一揖之。旅，众也。三揖者，士有上中下。”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解释“特揖”为“谓每人一揖之”。简言之，“特揖”就是一个一个地分别向他人作揖。而“旅揖”则是所有在场的人一起作揖的意思。“旁三揖”指君王向卿、大夫和士三者各行一次揖礼。
古时的作揖礼还有吉凶之分，《道德经》中记载了先秦时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的观念，因此，一般认为左手在外为吉拜，用于见面和祝福，而右手在外为凶拜，用于灾祸和丧葬等场合。“长揖”也是揖礼的一种形式，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郦生不拜，长揖”曰：“长揖者，手自上而极下。”长揖行礼时拱手后高高举起再落下，动作幅度较大，因此态度更为尊敬。
唐宋时期流行的“叉手礼”其实也是揖礼，这在当时的文献中多有描述。如唐代柳宗元《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一诗中所言“入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朱子语类》载陈才卿见朱子“急叉手鞠躬”等，皆是其证。“叉手礼”的姿势在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及唐、金宋时期的墓壁画中均有十分清晰的呈现，文字记载则以南宋陈元靓所编《事林广记》所记甚详，即“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二三寸许，方为叉手法也”。
在中国古代，揖礼的使用是非常频繁的，并且经常与其他礼仪搭配使用。阅读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揖礼在许多场合都有使用。如周代“宾礼”的“士相见礼”中就有作揖，在“嘉礼”之一的“乡射礼”中，揖礼也十分重要。在乡射礼中，参与竞争的双方不仅需要在升堂前“揖让”，而且几乎在每个动作前都要行拱手礼，以示尊重和谦卑。在“乡饮酒礼”中同样如此。
尽管与其他礼仪一样，作揖礼最早也只用于贵族之间的交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下庶人”成为重要的社会教化目标。随着礼文化的推广和下移，到唐宋以后，作揖礼已经成为规范平民之间日常交往的一种礼仪，实现了礼仪的“流行化”和“民俗化”。宋代王谠《唐语林补遗四》云：“凡入门至食，凡数揖。祗揖者，古之肃拜也。”这里的“祗揖”即宋时流行的揖礼，这在宋元时期的诸多文人著作中多有记载。著名的《吕氏乡约》是我国最早在民间乡里制定的由乡人共同遵守的成文规约。据书中记载，若是晚辈拜见尊长者，应当小步快速走进房间，主人“揖之升堂，礼见四拜而后坐”。对于年高德劭的长者，年幼者应当保持低头拜见，拜见结束后“则揖而退”，而如若主人令晚辈坐下，则应当先致谢，而后“揖而坐”。如果拜访时察觉到主人面露疲惫的神色，或有其他事情要做，晚辈应当礼貌告退，待主人令其上马时，先三让以示尊敬，得到主人的同意后便可“揖而退”。此外，如果在道路上遇到尊长，晚辈应当“趋进揖”，即小步快速走上前去行作揖礼，待尊长走过之后，再“揖而行”。如果是自己骑马在路上遇到尊长，“望见则下马前揖”，等尊长走远了再上马，而遇到晚辈则无需下马。乡约中对揖礼的行使规范得如此详细，可见在古代中国民间，揖礼也是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礼仪之一。可以说，正是礼俗互动和礼俗的一体化，使作揖礼成为整合社会的重要礼仪机制，也内化为中国人社会交往中重要的伦理规范。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揖礼主要用于人际的沟通，是人际传播的一种礼仪。在古代归属于“五礼”中的“宾礼”，是一种“交际之礼”。《仪礼》中有专篇讲“士相见礼”，即古代贵族人际沟通的礼仪，涵盖了士人初次相见、相互拜访和回拜等礼节，其中都有拜揖之礼。“拜揖”的“拜”是低头折腰如衡之平，卑屈自己的形体以示敬人之意;揖则是拱手于胸前，以示礼貌友好。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揖礼和拜礼是紧密关联的，但和拜礼不同的是，揖礼主要使用手势，辅以躯体的上半部分，并不用“屈膝”，更不用“叩首”，其对尊卑贵贱的区隔也没有拜礼那么显著。中国古代的拜礼类型多样，《周礼春官大祝》中记载有“九拜”的名称,这九种拜礼，“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在人际交往中，行哪种拜礼，依自己与对方的亲疏与尊卑关系而定。“九拜”中的“肃拜”是拜礼中最轻的一种，只需俯下身，举手、下手，和打拱作揖非常类似。唯一和后世不同的是它仍是跪着行礼。不过，古代“跪礼”的流行其实与古代中国人的坐姿有关。唐宋之前，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臀部贴在脚跟上为坐，伸直腰股为跪，因此凡拜必跪。宋以后，随着高脚桌椅引入中原大地，揖礼和跪拜之礼逐渐分开，揖礼不用跪拜，其使用范围也日益广泛，尤其在民间士人交往中，揖让之礼是主流。不过，在一些特殊的场域，如祭拜天地、拜父母等，跪拜之礼依然延续。而在政治场域，历代统治者为了彰显皇权之尊严，强化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跪拜之礼得到了延续和强化。
整体而言，中国传统的“揖拜之礼”自周代一直延续到清代。“士相见礼的具体仪式，进门出门三揖三让，自周代至清季，大致不变，揖拜之礼，也始终讲究。”不过，随着朝代的更替，揖拜之礼的内容和形式相应发生了改变，因此也呈现鲜明的时代性。具体而言，凡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时代，为了强化皇权及尊卑，揖拜之礼中的拜礼得到强化。反之，汉族政权则致力于恢复传统中华的“揖拜之礼”。如明朝推翻元朝统治后，明太祖就多次下令禁止跪拜礼，恢复华夏传统揖拜之礼。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四年十二月，诏定官民揖拜礼。初，上以军民行礼尚循胡俗，饮宴行酒多以跪拜为礼，乃命省臣及礼部官定为仪式，申禁之。礼部议奏：凡官员奏事、听宣诏旨、以物进贡及受赐、祭祀、上香、奠帛、祭酒、读祝等事行跪礼，如常仪。其揖礼，凡下见上，躬身举手，齐眼为敬，上官随坐随立，无答;其次下官举手齐口，上官举手齐心答之。”明初礼制变革是对元代“礼失百年”的一种反正,又是一种延续。洪武五年，官场相见仪节又做了部分修改，如“清晨谒见长官，必须在阶下序立，行一揖礼，退下，长官不答礼，幕官用拱手礼作答”。
可见，在明代，只有君臣之间及一些特殊场合行跪拜礼，跪拜礼的使用范围已大大缩小，而揖礼的使用范围得以扩大，成为士民日常生活社交礼仪中最为重要的礼节。清朝，又是一个异族统治的政权，为了维护皇权和社会等级秩序，“跪拜之礼”再次得到了强化，甚至发展出“一跪三叩首”“二跪六叩首”和“三跪九叩首”等“大礼”。这种跪拜之礼不仅使用于君臣之间，在不同品级的官员之间也十分流行，大大强化了帝制社会的尊卑关系。清政府甚至还将这种跪拜之礼推广至与外国人的交往中，这导致了近代中西方的“礼仪之争”，并产生了直接的政治社会后果。
经过两次战争，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天朝”的脆弱及其问题所在。在晚清改革思潮的影响之下，不少有识之士对官场礼仪也进行了大胆改革。如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主动改革官场礼仪，他向下属发布示谕，痛斥下跪请安之“婢膝奴颜、有伤气节”，宣布下级进见上级时一律废除跪拜礼。不过揖礼则保留下来，“司、道、府、厅、州、县佐杂，于督抚常见之礼与初见不同，止有三揖而无屈膝自明年正月为始，文武大小官员，入见概用长揖，普免屈膝请安俗仪，以符定制而挽颓风”。此举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当时官场的腐败风气，随后，湖北、江苏等地均于当年废除了这一礼节，改为下级官员见上级，初见三揖，常见一揖。
1912年，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清朝颠覆，新的政治和思想观念被引入，孙中山先生对清朝的礼仪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为了破旧立新，南京临时政府对传统礼制进行了摒弃，明令以“鞠躬礼”代替清代通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礼节。跪拜和作揖之礼均被官方视为旧礼制。新旧礼仪也从这一时期开始了此消彼长的替代过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尊孔复古的逆流、宣扬民主和解放思想，激进民主主义者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作为封建专制理论基础的儒家思想，将一切传统文化和礼仪制度与“封建”“万恶”画等号，这进一步使得包括“揖礼”在内的传统礼俗被遗弃。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拟定了《相见礼》，其中社会交往一项的规定为：朋友相见时，彼此互行一鞠躬礼，或握手礼，已不见揖礼。此后经由历届政府的倡导，被称为“文明礼”的鞠躬、脱帽、握手等西式社交礼节逐渐成为民间通礼。1949年以后，从官方到民间，“揖礼”逐渐消失，握手礼取而代之。至此，自周代开始，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传统揖礼，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今天，与绝大多数国家一样，握手礼成为中国人人际沟通中最为常见，也最为标准的人际礼仪，以至绝大多数中国人把握手礼视为中国传统礼仪而忘却了自己真正的传统。事实上，握手礼是地道的西方礼仪，它传入中国，仅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从起源上看，握手礼起源于中世纪欧洲，自辛亥革命后才开始在中国流行，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中国礼仪。握手礼固然体现了西方的“平等观”和价值观，但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手部的接触容易传染疾病，尤其是在流行性疾病爆发期间，握手是一种不健康，也不合时宜的礼仪方案。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在2021年4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握手是呼吸性疾病的主要传染途径之一，他呼吁人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要握手，并说就算疫情结束也应当永远告别握手这种礼仪。事实上，在新旧礼仪演变和交替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不少中国学者发文论述握手礼的不足，其中“不洁”一直是相关批评文章的主要立论依据之一，如孙麟昌认为：“在大众眼里，总不免有患痰疾、砂眼、瘆疮等传染病，互相握手，很易蔓延。”林语堂《论握手》一文更是从卫生、美感和社交三个方面细数了它的缺点，并提出“拱手之源，我虽然未考，但是由医学上卫生上讲比拉手文明，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声音是十分微弱的，也无法阻挡传统揖礼的式微。今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东西方两种人际沟通礼仪，我们的确会发现，中国传统的作揖礼有很多优势，非常值得推广。
首先，比起依赖于“身体接触”的握手礼，“非接触式问候”的揖礼更安全、更卫生。正如作家韩少功所总结的，作揖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是卫生，施受双方完全没有身体接触;二是省时，一拱手，顷刻之间，以一当十乃至当百，即使有成千上万的客人，也都接受了你的亲切;三是优美，可以抬手挺胸，立身如柱，气宇轩昂，充分展示美的体形和美的气度;四是自主，任何人想什么时候出手就什么时候出手，完全不受对方目光及其眼神的制约，绝不会被对方冷落得进退两难。
其次，重估揖礼价值是提升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渠道。战争后，西方礼俗文化的流入动摇了我国传统的礼俗体系，使得近代中国进入了历史上另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从鞠躬礼、脱帽礼、握手礼等西方的“文明礼”被明令替代古代传统社交礼仪时起，我国国民被迫接受西方礼仪的“规训”。在一个主权国家的传播场域里，一旦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出现本末倒置，即外来文化以一种霸权强势左右民众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感知认同，那么文化传播所隐含的负效应便会危及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认知态度。因此，重估并复兴传统揖礼是重新建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不仅能够提高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而且有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主体性。
再次，揖让之礼所蕴含的文明理念仍有其导向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俗制礼，以礼化俗”是重要的政治治理与社会教化的路径，它保证了传统社会的稳定。诚如赵世瑜所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良性运转，正在于礼俗互动的政治制度框架与弹性实践机制的设计：在社会理念上，国家讲究礼制而不至于脱离俗情，民众以贴近国家正统为正途。在国家政治层面，倡导为政必先究风俗居官以正风俗为先等民俗原则，注重因俗制礼与以礼化俗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冀望通过礼仪教化达到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中国传统礼文化的核心在于“敬”。揖礼的功能也在于此，它表达的是“尊敬对方”和“自我谦卑”，目的在于达到人际交往中“和”的作用。显然，这种礼的功能在当下仍有其现实意义。古人所说的“揖让而天下治”就是希冀用礼乐文明来治理天下，这种通过“礼治”来追求社会和谐的理念放到如今仍未过时。
从国内而言，复兴揖礼有利于构建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培育国民“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与心理品格，对构建和涵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有裨益;从国际上看，传统揖礼的复兴与全球推广对于突显中国的良好形象，打造“彬彬有礼”的中国以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传统揖礼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在新时代完全可以打造成一张“中华名片”。在新时代复兴并推广作揖礼，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古代中国的礼乐文明，这不仅能够促进我国建设和谐有序的社会，而且有利于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特色。当然，这项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在认识和查找问题的基础上，突破传播困境，实现揖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封建”标签难撕，刻板印象阻碍揖礼推行。国内目前推行揖礼最主要的困境就是揖礼被绝大多数国人认为是“落后”且“不合时宜”的。这种认知自近代以来就存在了。晚清改良思潮兴起，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揖礼被贴上了封建旧习的标签。不过，这显然是一种刻板印象。事实上，在表达尊卑与礼敬上，拱、揖、跪、拜等几种礼仪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古代行揖礼时是不必下跪的，汉代郦生见沛公“长揖不拜”就是典型的例子，孙诒让在《周礼政要》中也说：“案古常朝之仪，有立、有坐而无跪，有揖而无拜。”流行于唐宋时期的叉手礼、明清时期的拱手礼也都没有跪拜姿势。古代揖礼使用十分广泛，一般表示对人敬重皆可用此礼。《仪礼》中多次出现主人“揖妇”“揖赞者”“揖众主人”等，此均为揖礼，并且国君也要向大臣行揖礼。可见，揖礼也有相对平等的一面，最能体现“礼尚往来”的交互功能。将作揖和跪拜礼混为一谈并彻底废除，失之武断。
其次，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迷失使揖礼难以推广。人们对复兴揖礼“不合时宜”的认知也源于它“不合西方礼节”。近代以来，中国所有的文化和制度似乎只有“与国际接轨”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落后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复兴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障碍。中国传统作揖礼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被逐渐废弃的。近百年来，中国传统礼仪不断被妖魔化，一度被视为“吃人礼教”的同义词。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主义代表人物刘半农撰写了《作揖主义》来批判守旧派的消极作风，足见“作揖”在那时已经变成了“封建守旧”的代名词。不过，握手就一定比作揖高级么?事实绝非如此，正是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才导致我们看不到中国传统礼仪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再次，中国对外传播的“失语”导致揖礼难以全球推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有意识地复兴和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海外“新儒学”的复兴、“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设立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等系列工程都显示了这种“以我为主”的对外传播意识。不过，由于中西方在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要让国际受众接受中国的传统礼仪文化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巨大的文化差异以及西方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往往成为国外民众认知和接受中国文化的障碍。在20202023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世界各国卫生部门多次呼吁免去握手礼，用其他问候礼仪来代替。2020年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采用了源自印度佛教的“合十礼”，而意大利总统孔特采用了“碰肘礼”，但少有国际政要使用中国的“作揖礼”，这似乎是“作揖礼”难以推广的一个明证。
复兴中华传统揖礼，必须在观念上正视我们的文化资产，树立文化自信，同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推广，实现传统揖礼的现代转化和国际传播价值。
首先，师古不泥，完成对揖礼的创造性转化。任何礼仪都是在继承中发展的。戴圣在《礼记礼器》中说：“礼，时为大。”礼仪的制定最重要的是适应时代，这句话放到今天仍然适用。从揖礼的发展演变来看，自周代到清代，它是在不断变化的。古代作揖分为土揖、时揖、天揖等多个种类，适用于不同的行礼对象和场合，到清代，揖礼已演变为“拱手礼”。清代学者阎若璩注释《论语述而》时提到“古之揖，今之拱手”。揖礼的姿势和手势在历代也有所不同，古代的揖礼还有吉凶、男女及尚左、尚右之别。然而在今天，复兴揖礼并不需要完全复古，反而应当从易从简，只保留其礼貌、谦让、友好和尊敬的含义即可。在行礼的身体姿势与手势上，清代流行的拱手礼(叉手之仪)可作为当下揖礼参考的标准，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化。“简单易行”是对传统揖礼的一种再创造，也可以保证揖礼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民众所接受。
其次，传承和复兴揖礼需要“以我为主”，从国内做起。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目前有14亿多人口，复兴揖礼并推向全球自然要从中国开始，通过“模仿律”形成世界潮流。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在《模仿律》一书中提出了三个经典的“模仿律”，其中“先内后外”定律认为：个体对本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的模仿与选择，总是优先于外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这也启示我们，复兴揖礼首先要从国内开始推广普及，只有国人认同了作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并亲自践行，才能体现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也才能更好地将揖礼在国际范围内推广。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将文化视为一个庞大的通信系统，按照人们对文化的知觉程度，他将文化及其习得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显形的(formal)、隐形的(informal)和技术性的(technical)。在霍尔看来，人们知觉程度较高的文化系统是显形的，其习得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共享和规诫来传授;隐性习得则是习焉不察的学习;而技术性文化则多半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获得，这是一种师传生受的学习模式。依据霍尔的观点，我们也可以将揖礼的习得分为显形的、隐形的和技术性的三种方式，通过日常化、模仿和教育，使国民接受并习得揖礼仪式。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路径：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从古至今，政治领导人的言行举止对普通民众的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就推广揖礼而言，不妨从各级领导人开始。只要各级领导人在各种大型会议或公开场合上用作揖代替握手，率先垂范，很快就能形成示范效应，扩大推广效果。这方面，浙江省衢州市已然做了探索。据衢州市文明办发布的消息，为推广传统文化、打造城市形象，该市制定了推广作揖礼的实施方案，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在市内外重大活动、重要场合要带头行揖礼，以上率下做示范。2021年4月，在浙江衢州召开的两会上，所有与会人员见面不握手，改行作揖礼，这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一道靓丽景观。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中央及其他省市借鉴，从而将揖礼“以点带面”地向全国推广普及。
学校是组织化的传道授业的社会空间，也是面向大众示范和推广新式礼仪的重要基地。民族礼仪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将揖礼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显然有助于其推广。揖礼的国内推广应当首先在中小学开展。事实上，古代社会就非常注重通过童蒙教育来推广揖礼。早在宋代，揖礼就被编入了蒙童读物，如流行于元明清时期的《王虚中训蒙法》详细描述了揖礼的行礼规范：“凡揖人时。则稍阔其足。其立则稳。揖时须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头。威仪方美观。揖时亦须直其膝。不得曲了。当低其头。使手至膝畔。又不入膝内。则手随时起。而叉于胸前。揖时须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谓之鲜礼。揖尊位则手过膝下。亦以手随身起。叉手于胸前也。”儿童从小接触作揖这一传统礼仪，很快就能养成良好习惯。在将揖礼纳入中小学生课堂与课外实践这一方面，浙江衢州同样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20年4月开始，衢州在全市117所学校推广揖礼，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在推广揖礼的过程中发挥引导作用，将揖礼的实践推向更多的学校，不仅中小学，大学也应当积极推广、践行揖礼。
大众传媒的引导和示范作用更加巨大。2015年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一开始，主持人郎永淳和李梓萌就用中国传统的抱拳作揖的方式给全国人民拜年，令观众印象深刻，也展示了中国式揖礼的优势：可以隔着屏幕进行一对多的问候。大众传媒可以让揖礼变得“可见”。借用大众传媒推行揖礼，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对作揖的认知度和讨论度，将其打造为中国礼名片。根据塔尔德的几何级数率，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增长，迅速蔓延。通过大众媒体的公益广告、宣传片以及对重大场合开展作揖活动的新闻报道等形式，可以很快引发大规模的群众模仿。在新媒体时代，推行揖礼还需适应传播特点，创新推广方式，多渠道打造立体化的传播矩阵。
再次，加大国际传播力度，让中国揖礼走向世界。“揖礼”作为中国的一张礼仪名片，理应走向全球，推向世界，这是展示中国文化形象及软实力的重要渠道。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大国际传播力度，向全球大力推广中国揖礼，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种路径：
作为国家形象的名片之一，中国领导人和外交人员在外事活动中可以率先示范，通过揖礼与国际友人交往，借助这种国家间的交往，扩大揖礼的全球影响力并加速其推广。国际领域的经贸往来与经济共同体间的合作也是推广揖礼的重要场域。在笔者看来，对外推行揖礼, 不妨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先从与中国关系较好的邻邦开始推行。如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将作揖这一礼仪符号沿“一带一路”进行输出和传播，或首先在同为儒家文化圈的东亚推行，再逐渐推向欧美。也可以借助中非合作论坛和对非援助，向非洲推广。2021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迎接中国抗疫专家组时就用拱手礼对中国专家和人民表示了感谢，这种蕴含中国元素的礼仪彰显了中国的亲和力和影响力。
除了官方的国际交往外，民间层面各种各样的国际交流也是对外推广中国传统揖礼的重要渠道。这就需要发挥名人等“舆论领袖”和其他“桥梁人群”的沟通交流与实践示范功能。所谓“桥梁人群”是指在对外传播中沟通内外、发挥信息传递功能并产生一定影响的人。只要存在与外国人的交往，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成为“桥梁人群”的一员。桥梁人群是化解文化隔阂的关键环节，通过人际间的交往，他们能将中国文化直接施诸于国外受众，并把“信息流”转换成“影响流”。“桥梁人群”对他国民众的他国形象认知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传播学研究表明，相比于大众传播，通过人际传播可以更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海外留学生、访问学者、华裔移民及国际游客等都可以成为中国对外推广揖礼的重要中介力量。
传统揖礼的全球推广需要借助于各类国际媒体平台，除了报纸、电视等主流媒体外，也需要在国外用户巨大的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和展示。以图片、动漫、影视或其他流媒体形态呈现中国揖礼的优势显得十分重要。浙江衢州曾推出“南孔圣地，衢州有礼”的宣传片，其中的“作揖礼教学动画”制作精良，不仅可以在国内进行推广，也可以面向海外传播。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视觉传播的直观性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消除了由语言文字差异等带来的文化隔阂，其较高的可读性也降低了海外受众文化接受的门槛，从而扩大传播范围。实际上，电影《花木兰》上映后一度引发了海外观众对中国传统拱手礼的模仿。这说明中国揖礼只要采取了合适的传播手段及传播渠道，是可以有效影响国际受众的。
“以礼治国”“揖让而天下治”体现了中国“礼仪之邦”的文化独特性。在中国古代，揖让之礼是维系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的重要媒介，也是形成社会秩序与“天下大治”的重要保障。从交往的角度看，中国的揖礼是一种“交际之礼”，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人际传播礼仪及传播观念，诚如《五礼通考》卷二三二所云：“先王重交际之礼，必介绍以通其诚，贽币以厚其礼，揖让以致其敬。以故，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有交孚之德，而无苟合之咎。”足见揖让之礼是与“介绍人”“贽币礼物”等同样重要的交往媒介，对于建构“交孚之德”十分重要。
从礼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揖让之礼的核心要义是对他人的尊敬，是儒学“先人后己”“自卑而尊人”观念的外在体现，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时，常伴有自谦的含义。“揖让”无疑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美德。遗憾的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现代化”的背景下，这一传统人际交往符号却被视为“封建落后”的象征，进而彻底遭到国人的摒弃。时至今日，我们很少有人意识到，包含着谦逊和礼敬美德的揖让礼，实际上不仅不是封建糟粕，反而包含着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精华。诚如学者周赟所指出的，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的核心在于“礼尚往来”，“所谓礼尚往来，本质上指的是宾主双方反反复复的相互谦恭之礼。在今天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绝对没必要把谦恭表达得如此繁复，但其中古典式的优雅，却仍是值得我们津津乐道的”。“揖让”之礼中体现的互恭互敬是中国礼文化的精华所在，也可以视为一种中国特色的传播理念和传播实践，“为中国人物形象塑造、中国故事述本创作、中国故事寓意传达提供了新的思路”。
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式上，习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中华传统揖礼和现代握手礼之间的差异就是这样，只是一种“文化差异”，而非优劣之分。比之其他人际礼仪，中国传统揖礼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谦卑美德，也十分卫生和健康。经过创造性转化的揖礼在仪态、美感和便于操作方面，一点也不逊色于“握手礼”。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揖礼这一传统礼仪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揖礼重新融入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并让揖礼走向全球，成为民族身份认同和国际文化传播中的一张中国名片。这既有利于我国的社会治理和道德文明建设，更有助于向国际社会展示和提升我国的文化形象和文化主体性。
潘祥辉.“揖让而天下治”:中华传统揖礼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05):53-62.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
